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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与政策读书笔记

    时间:2016-12-0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篇一:形势与政策读书笔记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 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另一是把自己的想法装进别人的脑袋。前者小偷可以做到而后者则需要那些具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来做了。但真正的思想家论点的提出并不是为了得到大众的赞许,而是为了让大家参与其中,在争论的过程中汲取更多的对社会有意义的东西。

    作者在中文版的序言中提到: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答案是人们寻求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在人们寻求的过程中,对当代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思考必然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有意的建议。在我国,学术界对于亨廷顿观点的反应足够敏感及时,且后续延绵。这足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对外来事物的辩证接纳,以及辩证思维的不断增强。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伴随着旗帜与文化的认同感。在后冷战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区别。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全球的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所以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生活。

    而文明的冲突将会出现在富国与富国之间,穷国与穷国之间。富国与富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特殊的环境外,穷国缺乏了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未来文明冲突所表现出的冷战或热战也好。也将出现在富国与富国之间,穷国与穷国之间。 笔者认为,当今或是说未来世界。国家与国家,各文明区域之间的联系会愈加密切。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也愈加频繁。两个国家或两个文明区域之间文化的融合发展也正在进行。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六大力量或是未来将会出现的七大力量主题都会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文明之间的冲突。各大力量之间的相互牵制、制约会形成相对和平,稳定的世界局面。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断裂将成为未来的主要冲突。主要表现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亨廷顿在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文明冲突问题的建议时提到: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体系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正确的选择。冷战过后,国际关系的框架由中华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和拉美文明。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七种文明将会成为未来国际文明冲突的主导。但各种文明之中尚存在着避免冲突与包容的文化基因。这将会有益于促使七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不至于上升至你死我活的厮杀。

    各文明之间的均势又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亚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已走在复兴的路上并逐渐开始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亨廷顿将中华儒文化文明当做对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是其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上,会不乐意看到亚洲或是中华文明逐渐强大起来会对西方文明带来重大威胁。但他未真正的从根本上看到中华文明内所蕴藏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不喜战争,中华儿女热爱和平,中华文化兼容并蓄。中华文明可能是未来国际社会中七大文明中重要的一极,但不会是挑起争端与冲突的一极。

    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各国都在寻求认同,各国都在寻找文明的核心国来划分归属,形成一个新的文明的分界。文明内部的冲突会因为文明的认同而变得容易解决,而文明外部的冲突需要各文明之间力量的相互制约解决。

    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可靠的保障。而文明的冲突又会不会形成如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还有待世界历史的发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亨廷顿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和对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范式希望这种范式会在学术界的讨论与争辩中变得清晰明了。

    而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重要一极。始终在为国际秩序的重构承担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渴望世界和平,渴望友好相处,避免冲突。也希望各种文明能够携起手来共同发展进步。

    会展141张梦展

    篇二:形式与政策读后感

    关于《霸权之后》的读后感

    摘要:《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是国际关系理论大师罗伯特·基欧汉的主要著作,此书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石,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有了与新现实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体系理论支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起重要作用。全书主要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来进行论述:“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谈谈对该书的理解。 关键词:霸权;新自由制度主义;合作;国际机制;共同利益

    众所周知,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经历了三次主要论战,每次论战都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各个流派在每次论战中都会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以求得更好的生存。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论战即第三次论战的双方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肯尼思·华尔兹,而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政治现实主义研究推向新的理论顶峰。然而,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弱,跨国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传统的以强调“国家为中心”和“物质性权力在维持世界稳定中作用”的权力国际政治观开始遭到国际关系学者的普遍质疑。罗伯特?基欧汉敏锐地洞察到了新现实主义的解释性缺陷。他指出,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未能充分关注跨国关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忽视了国内因素与国际体系结构的联系,因而未能动态地说明世界政治的主要变化。正是在对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和论战中,基欧汉力图重新诠释变化中的世界政治,创立并完善了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体系,其最主要的著作——《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可谓是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石;也正是由于基欧汉的不懈努力,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创立并发展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一、《霸权之后》内容概括

    通读《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可知该书的内容以四大部分呈现,共计11章。作者理论论证的核心主要是集中在第一部分的“问题与概念”和第二部分的“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中主要提出了其主要旨在解决的霸权之后合作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而在第二部分当中,作

    者主要论述了没有霸权的合作是可能的,并提出了这种合作可以通过国际机制的作用而得到促进;也就是说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际机制的存在,国际 合作仍可以实现。第三部分是经验研究,考察了战后美国霸权在具体实践中的运作,说明了当代国际机制的创设;运用权力、利益、霸权、合作与国际机制等概念来理解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并用实例证明了在霸权衰落以后,国家在机制内相互合作是可能的,指明这也是维护世界稳定最有效的方法。而第四部分是结论,是对前面的论述作总体的回顾,并评估了合作的道德价值以及机制的影响。

    在本书中,基欧汉提出的一个中心命题是:霸权后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显然,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命题。在基欧汉看来,霸权之后合作存在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利益的不同导致国际政治经济中充满纷争,而国际机制的建立可以带来更多的合作,进而使世界政治经济仍可以在霸权之后保持合作。而且这些国际机制虽然一开始都是在霸权的主导之下建立的,但其本身可以在霸权消失之后继续运行。

    二、理解霸权与合作

    1、霸权

    基欧汉从批判霸权稳定论的角度来理解霸权。他认为,霸权稳定论把霸权界定为物质资源上的优势,霸权国家必须控制的资源是: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对以上四种物质资源的控制,构成了一个国家的霸权。在此意义上,具备这些因素的国家,就是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强国,就拥有主导世界政治经济运行的能力。但基欧汉却认为这种霸权稳定论是“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在他看来,霸权应被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而且它愿意这样去做。虽然这种解释仍然强调权力的意义,但更重视强国的国内特征。无论何种霸权理论,都不能仅仅从权力的角度去解释国际合作和世界秩序问题。因此,对霸权要全面认识,既不能无限夸大霸权的作用,也不能忽视霸权在形成世界秩序中的意义。

    2、合作

    对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概念归纳,基欧汉沿用了罗伯特·吉尔平对于这一词汇的概括,吉尔平指出:“简单地说,这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指国际关系中追求

    财富和权力之间相互的和动态的互动关系”。但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过程中充满了合作与纷争。基欧汉在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在有些条件下,合作在利益互补的基础上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并且国际制度影响着已出现的合作模式。在对合作进行定义之前要区分和谐、合作与纷争,他认为,在和谐的状态下合作绝不会发生,合作只发生在行为者认为它们的政策处于实际或潜在冲突的情况下。合作不应被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反应。如果没有冲突的话,也就不存在合作了。

    三、霸权之后,合作的实现

    1、霸权稳定论

    提到霸权,有两个国家是不可豁免的:英国和美国。霸权稳定论的其中一个中心命题是: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霸权稳定论下合作的实现形式: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能力越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就会越多。霸权稳定理论被看做是粗糙的“基础性力量模型”,因为其主张霸权主要体现在对下述四项资源的掌控上: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鉴于上述理论的弊端,基欧汉在书中首先批判和打破了现实主义提出的“霸权稳定论”,他认为,霸权只是霸权只是一种状态,一种维持稳定的选择而已,而在国际关系中,不能把霸权与稳定划上等号。

    2、国际机制

    随着霸权的衰落,合作的实现途径和方式是本书的核心。如果说在霸权时期合作的实现主要是通过霸权国的主导来实现的话,那么霸权的陨落是否会使世界政治经济陷入纷争和不和之中?对于此问题,《霸权之后》这本书给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基欧汉比现实主义者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真正对国际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某一具体国家,而是各国长期以来制定的国际机制,就算霸权国家要充当维护稳定的“世界警察”,也必须在“国际机制”内办事,用机制来维护稳定。所以,当霸权衰落以后,在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里,只要这种国际机制得到维护,稳定是可以维护的,各国的“合作”是可以实现的。基欧汉认为,相互依赖和权力,还有共同利益等因素都不能自动导致国际合作的实现。它们既能导致合作,也可带来冲突,都不是国际合作的(原文来自:wWW.bDFqy.com 千叶 帆文摘:形势与政策读书笔记)充分必要条件。“在不存在霸权的情

    况下,各国政府可能为获取双赢而进行合作,而机制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促成合作。”促成合作是机制的一个主要功能。基欧汉借用理性选择分析批驳了现实主义关于霸权的存在是国际合作得以实现的前提,说明合作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发展起来。他认为,国际机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在没有霸权的世界里促进合作。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中,各国处于高度互动的状态,多重搏弈导致合作的可能性增大,而国际机制的存在使这种可能性上升为现实。

    国际机制的功能:第一,国际机制“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增加非法交易的代价”;第二,国际机制可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此外,关乎国际机制的遵守问题,也体现了国际机制的奖励与惩罚功能。遵守国际机制行为规则的成员国,可以在机制范围内通过低成本的交易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对于违背国际机制的成员国,受到的惩罚并非来自法律上的责任,而是使其声誉受损,损失其长远利益。鉴于现有机制的价值和议题联系而产生的报复关联性原则使行为者更倾向于遵守现有机制。

    鉴于以上阐述,不难看出,基欧汉关于霸权之后国际合作的实现,答案肯定的,并且详尽的分析了国际机制的建立对于建立和维持合作的可能性。此观点也是其主要著作《霸权之后》中重点阐述和论证的核心观点。

    四、结语

    总的来说,《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是迄今为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问题进行研究的最为全面、也是最具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在政策上的价值在于,它为美国对霸权衰落和如何与衰落打交道开出了一剂良方。在研究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上,基欧汉也有其独特之处,与传统自由主义不同,他是从现实主义出发,得出自己的自由主义理论的,他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者,他的理论与现实世界联系紧密,这也正是这本书吸引我的缘由。在读完整本书之后,我对后霸权时代的合作问题有了更为深刻了解,对于国际机制有了更为深层次的认知。在当代,我们处于一个美国等西方国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机制中,我们是反对这种对机制的垄断,但我们又无力去彻底打破和改造它,现时的方法就是在机制内,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等羽翼丰满以后再对这种机制提出彻底的清算。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苏长河.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J].美国研究, 2001 (03)

    [3]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J].外交学院报,1998.

    [4]杜向辉. 霸权后合作的理论内涵与实现途径[J]. 西北师大学报, 2010 (11)

    [5]戚洪国. 寻求霸权之后的霸权——论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思想[J].理论界,2011,08:186-187.

    篇三:形势与政策读书报告

    形势与政策读书报告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姓 名 郭 海专 业 市 场 营 销 班 级 本 科 五 班 学 号 201113120508

    1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是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著,这是一本政治学专著,从宏观上论述了不同类型的第三世界新

    兴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凝聚了亨廷顿关于社会发展与冲突的重要学术见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美少数大国支配和争霸全球的形势下,其他的民族开始觉醒和独立,它们被称作为第三世界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发展上的走向,不仅决定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将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开始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和进程关注和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崭新而独立的所谓“现代化学”,并先后构造出了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或框架。面对这种前所未有而又带有挑战性的世界政治新格局,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了两种理论,一是正统现代化论,学者们把世界各国分为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两大类。早期实现了工业化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现代化国家,新独立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仍属传统国家,传统国家经过发展和阵痛,逐步引进和采纳现代性的全部价值标准,摒弃并排除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从而过渡到现代化社会;二是现代化修正论,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化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譬如,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家庭因袭、裙带关系和门阀政治等就是如此,这些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相当多数新兴国家的特定国情,问题不是去消灭它们,二是借助它们来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从而最终导致现代化。这两种理论都把人类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预设为只有一条道路,一样的过程和类似的结果,现在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是世界其余各国的可靠样板。

    而亨廷顿立足于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针对上述的两种理论,提出了第三派学说,即强大政府论,或者说是政治秩序论。政府强大论的要义在于,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树立起强大的政府,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单赖强大政党的缔造和巩固,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力量。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政治秩序。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对政治体制与社会稳定之间相关性的理论进行了明确的解释。首先,一个社会的政治成熟程度与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密切相关。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等指标可以用来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这些理论指标越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其次,政治体系或政体可

    以根据其政治制度化程度、政治参与程度及其二者比率的高低加以区别。最后,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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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社会,这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政治参与而产生的一种不均衡的混乱社会,该社会很明显的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尤其是军人。因为政治现代化涉及两个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在当今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后者的快速进步,各种社会势力都愿意在政治进程中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追求。政治制度却由于分权或者其自身力量等原因,无法将政治力量集中,并无力同化新兴政治团体的政治参与。这样的普力夺社会往往会出现暴力或者无序的情况,亨廷顿认为,最好在普力夺社会的早期(寡头、激进普力夺)进行,由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势力进行改革,将政治制度化能力扩大,才能回归稳定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这一章节中提到现代化与腐化的关系,看到他所提出的相关理论,联想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不仅感叹,在40多年前提出的理论在现在看来依然是有参考价值的,依然闪烁着预言家般的真知灼见。

    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他在文章中指出,“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这种交换得以形成的纽带的实质就是权钱交易。有钱的一方为经济当事人,他们是这种交易的主要受益者;有权的一方为政府官员,他们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由此,权钱交易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力以谋求更大私利,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我们由此可以总结,腐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为什么现代化会滋生腐化呢?

    首先,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判断腐化与否,首先需要基本承认公职与私利之间的区别。如果某一社会在文化上对国王作为个人和作为国王这两重身份不加以区别,那就无法指控国王动用公款即属腐化行为。腐化也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现代规范也没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从这个含义上来说,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努力的产物。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里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活动的增加。

    联想到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当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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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腐败这个不正之风的困扰,部分官员的腐化已成为制约我国政治经济继续良好运作的发展不可忽略的消极因素之一。那么,如何消除并根治腐化这颗“毒瘤”?在亨廷顿看来,度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结合亨廷顿的相关理论,似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讨:

    首先,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政府职能转变。

    在现阶段,很多人把腐败恶化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某些表面现象上看,这似乎有点道理,但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特征来看,却是大错特错。事实上,腐败行为之所以滋生蔓延,恰恰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发展、不够完善造成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变过程中,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度和失当,出现了许多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市场受到扭曲。所以,首要问题就是要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腐化自然会使政府官员手软,或使他们的手永远软下去。就此而言,腐化和政治发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某些形式的腐败有时能加强政党的力量,从而促进政治发展。某一政府机构的腐化有助于另一政府机构的制度化。只要政府官吏制度的腐化迎合政党利益,它便有助而不是阻碍政治发展。如果一个官员把加官晋爵作为别人为自己的政党组织效劳或捐款报答方式,那他只不过是将一种公共利益置于另一种更有必要的公共利益之下而已。

    与此同时,要加速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使政府的经济职能从微观调控向宏观调控转变。要使资源尽快从权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交由市场去配置。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政府尽量不要干预,政府只在宏观领域间接调控经济,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微观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紧密配合、共同调节,既促进了经济繁荣,又使腐化的可能性被限制到最低限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堵塞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渠道,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其次,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建立公职人员职务透明制度。

    在书中亨廷顿这样说到,在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因此,在一个国家里要消除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对社会公共目标缺乏一致认识时,腐化就成了合法达到私人目标的替代物,而在处理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暴力就成了论战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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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公务员制度适应现代化行政管理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和反腐倡廉的要求。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中,以下几项具体措施在廉政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考试制是保障公务员从政廉洁的主要机制。严格考试、择优录用的制度使优秀人才不断补充进公务员队伍,大大提高了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和办事效率;回避制使因私人关系而导致有失公正、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共同作弊、以权谋私的现象不再发生。功绩制则强调了公务

    员实实在在的是政绩而不是年资高低、亲疏关系、家庭背景或其他因素。保障制使公务员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全面的福利保障,生活比较安定富足,使其能够珍惜自己的荣誉、名声和职务,没有必要去冒贪污受贿的风险,这对保持公务员的清正廉洁具有显著的作用,即“高薪养廉”。最后,强化监督机制。

    在一个社会里,现代化造成的腐化程度当然是传统社会性质以及现代化进程性质的函数。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其本身就会助长这一社会中的腐化行为。但是,对于相对同质的文化来说,现代化期间有可能滋生起来的腐化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层次人分明程度成反比。

    “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没有约束的公共权力可能会毁灭一个政府。必须有一个强大、完善的监督机制来制约政府权力的执行,来提高获利的社会成本,加大政治谋利的风险。从而使企业宁愿通过扩大生产、提高生产率等方式来增加利润,而不愿靠牟利活动达到目的;使政府官员不敢冒险通过腐败活动谋取私利。目前,我国的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这是现行政治体制的一个薄弱环节。就遏制腐化而言,强化监督机制可以在三方面努力:1.社会监督。可推行政务公开制度,让人民群众了解政府管理过程,对官员的腐败行为加以曝光;完善举报制度,鼓励和保护群众的举报行为;充分尊重新闻自由,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等。2.法律监督。在现阶段,主要是通过加快立法、提高破案率和加大受惩成本,依法从重从快给腐败分子以严厉制裁。这是当前形势下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的必然选择。3.行政监督。这是政府的内部监督机制。在这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还有,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反腐倡廉活动中行之有效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对我们同样很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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