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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歌咏:青年会的民众救亡动员

2018-03-11 投稿作者:┉西海情謌┈ 点击:12

  七十年前,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中华爱国人士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强烈的民族感情,积极参与抗敌斗争,特别是当时席卷全国的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不仅鼓舞和激发着广大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坚强斗志,也向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华儿女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民族精神。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下文简称“青年会”)是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中一支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该组织和广大成员运用大众歌咏的形式,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鼓舞广大民众支援抗战,激发前线将士奋勇抗敌,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目前,学界对于青年会的研究虽然已有专著出版,但是较少关注其在抗战歌咏、音乐推广方面的贡献,特别对青年会组织群众性歌咏活动、推进中国合唱音乐发展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深入不够。笔者爬梳史料,对此进行初步考察和分析,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青年会及其群众抗战歌咏
  1.青年会兴起与抗战之前的音乐活动
  受西方基督教影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19世纪末在上海成立,初期活动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大都市,上海、宁波、天津等地都有活动踪迹,其成员构成多为学校青年学生和各界社会青年。之后不少内地城市陆续成立青年会组织,并以“服务社会”、“改造社会”为号召展开多方面工作,主要以社会教育、宣传、赈济等为中心内容。后期活动区域逐步扩展至国内各地,内容也更为丰富,关注社会事业和民族命运并热情为之服务,使它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一支有影响的青年力量。
  青年会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利用音乐培训和歌咏活动推进“社会服务”,成为其特点之一。20世纪初期,虽然“学堂乐歌”开始进入我国学校教育,但社会生活中的音乐内涵还很少,青年会注意到青年人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利用青年群体对文体活动的特殊喜好,通过各种类型的唱歌活动,联络各界青年,活跃组织生活。音乐培训和歌咏活动不仅成为联系青年的纽带,也使近代西方音乐文化与中西结合的音乐艺术内容得到推广。有学者考察,“青年会等教会学校所特有的课外组织都牵涉到唱歌活动,教会学校同学相会也常以唱歌助兴,特别是后来的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活动”。正是青年会的这些文体活动,推进了他们音乐活动的逐步社会化,也促进青年会成员音乐素养和工作成效的提高,使得“各大城市及各学校中设立的男女青年会,对于一般社会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之后,青年会的音乐传播活动在各地非常活跃,不仅在沿海城市和大中城市发展很快,甚至对内地、边远省份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所影响。青年会将青年学生作为主要联络对象,并分别以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作为活动主体。青年会在全国各地的机构众多,1920年在31个城市开展经常性工作。从所见材料可知,当时城市青年会会员已有41,699人,学校青年会已有会员18,867人。青年会对青年有较强的吸引力,音乐活动内容丰富,也非常活跃。如上海青年会1920年6月12日晚8时在四川路会所举行音乐大会,会上汇集了上海当地许多知名音乐人士,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琵琶艺术家汪昱庭演奏了《淮阴平楚》《夕阳箫鼓》;中西女塾的音乐主任豪立夫(Myra B.Olive)女士展喉歌唱三曲,其带来的西方歌曲,使听众获得与中国传统戏剧演唱完全不同的新感受;工部局军乐队则以西洋乐器演奏了《春游乐》《好事近》《闺中怨》《生别离》《望夫妇》《相思引》等六首中国风格的民族乐曲。音乐会上中西艺术的不同表现,向社会展示了各自的艺术魅力。同时还有旅沪福建蓉庐音乐社的乐曲演奏、郑觐文《平沙落雁》等古曲演奏、广东群贤音乐部《柳入金》等粤乐演奏,这些传统音乐的演奏同样受到观众喜爱,音乐会现场高潮迭起、掌声不断。有学者评价青年会活动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找不到相同的例子。”
  20世纪30年代之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态势的逐步显现,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抗战救亡日益成为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此时,在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下,青年会将抗战救亡活动作为新时期的工作重心,把动员抗战、军人服务、难民救济为主要工作内容,组织会员积极展开支援前线、服务抗战的活动,成为全民族抗战中一支表现活跃、广受称道的青年团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且具有明显军事优势的侵略战争,中国必须动员起全民族、各阶层的力量进行全面抗战,既要有战场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敌的浴血奋战,也要有后方民众人力物力的支持和精神声援。然而,在抗战爆发初期,民众动员的工作相对迟缓,这种状态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期待。时人称:“中国抗战至今,在实际上只动用了军事的力量,全国整个的民众力量还未尽量发动起来。”青年会利用自身的条件和优势,把救亡歌咏作为爱国宣传和发动民众的重要方式,以“不是为唱歌而唱歌”,而“是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的呼声,把音乐与“民族解放”“民族国家”等非音乐因素结合起来,从而投身到反抗日本入侵斗争的洪流之中。
  2.合唱歌咏团体与抗战救亡活动
  人类社会的音乐与政治,是一个颇具特殊意味的社会关系现象,在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是民族音乐得以充分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歌唱和聆听的时代。从各地救亡运动兴起开始,青年会的歌咏活动就配合反侵略的斗争而开展,各地青年会纷纷组建歌咏团体,使其成为抗战宣传的生力军,也成为培养音乐骨干的基地和摇篮。
  北京是青年会抗战歌咏活动启动较早的地区。从1934年开始,一批青年会合唱团体就活跃起来,如育英中学合唱团、汇文中学唱歌团、贝满女中合唱团等。除了众多的中学合唱团之外,燕京大学等高等学校青年会也组建有合唱团。这些合唱组织经常排练各种合唱歌曲,有的还公开举办合唱音乐会。一些学校青年会在组织抗日歌咏会活动的同时,还声讨日寇侵略罪行,表达民族义愤。育英中学青年教师李抱忱热心抗战歌咏宣传,在他的带领下,该校合唱团不仅在本市区活动,还在每年暑假到各地活动,足迹踏至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富有感召力的演出在各地很有影响。北京学校歌咏团最为震撼的抗日歌咏活动,是1935年5月12日的“北平大中学联合音乐大会”。活动由北京育英中学、贝满女中、燕京大学等14所学校歌咏团联合发起,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举行救亡歌咏演唱。在李抱忱指挥下,由540人组成的14校联合歌咏团,共同演唱《同唱中华》《一见敌人挥利剑》《保国》等抗日歌曲,豪迈嘹亮的歌声响彻天空,唱出了青年学生爱国的激情和抗敌的意志。会场观众达三千多人,音乐大会被当时北京新闻界赞誉为“气壮山河的故都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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